在一国的特定时间点上，法权是一个常量，表现为国家机构的权力同公民权利之和，即FQ=GJQ+GMQ。

按《另》文的当然逻辑，有修改宪法的职权，当然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我国宪法没有循这种逻辑做安排，其第62也授予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第67条又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在现行宪法眼中，没进入其列举名单的任何组织都不是《宪法》第62条所说的国家机构，宪法从来没承认它、也根本不认识这类组织。

这也就是说，为保护公民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基于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这些标准对公民做分类，不得基于这样的分类区别对待任何公民。因为，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正如宪法意识、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的一样，没有限定一类公民受教育权利义务以维持不同类公民权利义务不平等的任何规定。修改宪法与解释宪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权力，不仅中国是分开的，世界正常的立宪国家也都是分开的，绝无因有修宪权而当然获得宪法解释权的情况。（3）国家机构的权力（GJQ），由宪法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配置，参加分享这种权力的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可惜，《另》文给出的4条理由，没有任何一条能证明全国人大有超越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范围和职权范围立法的特权。

玩弄宪法中的逮捕二字，把长期剥夺人身自由换一个名词表述，避开宪法限制，是少数不尊重宪法的刑事追诉专职人员玩烂了的手法。这个主张违背国家机关宪法无授权不可为常识，实属猛拆限制权力的栏杆，这种行为违背宪法学学科定位和历史潮流、助推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本文认为，从刑事法的角度而言，制定是指确立新罪名，而修改的对象是已经确立的罪名，补充在立法活动中本来没有其独立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废、改、立的活动……因此，补充一部分属于制定的范畴，另外一部分属于修改的范畴，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分别窃取了制定和修改的部分内容，而取得独立的地位。

[④]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42]尽管不能够否认我国现行宪法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如果将这部宪法视为极端不正义的法，则是有失偏颇的。[38] 张翔著：《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便享有了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

字义多义时，以法律的产生史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系统相关性作为进一步的辅助手段。全国人大立法权是中国最高立法权，在我国国家立法权体系中居于第一层次。

3.禁止修改刑法总则 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部门法中，既包括基本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也包括基本制度或基本法律规范，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基本法律制定和运行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法律的灵魂，那么基本法律规范就是基本法律的骨干和核心，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统帅作用，基本法律规范上承基本原则，下接一般性的法律规范。明确性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自由的基本要求。（二）合宪性行使：扎牢刑法修正权的界碑 拉德布鲁赫曾指出，在协调法的正义性与安定性问题上，一般说来，法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伸张，除非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作为‘不正当的法律则必须向正义让步。这就需要对于宪法的部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谓部分修改和补充之部分不仅指一次性修改的幅度，也应该约束累计数值，且单次或累计补充、修改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统计基数可以考虑不包括总则数量，以呼应禁止修改总则的规定。

宪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个人的基本权利、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宪法的修改。三、刑法修正权力失范的考察 立法权限问题，要言之，就是立法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在多大范围行使立法权，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行使立法权，事实上在多大范围行使立法权问题。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等重大宪制问题。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国家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互分离。[46]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但是，这种 化整为零的侵蚀式修改，累计计算数量却是惊人的，对于36.95%的修改条款与23.15%的修改罪名比例，则再很难用部分补充和修改或如有学者指称的中等程度以下的修改[25]予以涵摄。所有权属于人民，行使权为少数官僚阶层掌握。

这就要求对于权力的授予应该尽可能明确，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一独特的宪法发展方式，不仅拓展了对宪法规范外延的认知，而且对构建和完善面向未来的宪法实施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15]由是观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持的立法职权并不具有独立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分享的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正权在权力性质上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全国人大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享有充分的监督、约束权能，以防止国家立法权的异化与滥用。这是从立法主体、立法程序、法律效力层级方面对于关涉公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基本权利的最高保护，体现了立法意义上的最高立法原则。通过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我国一些重要的宪法性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起来。

第67条（2）（3）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务会行使下列职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在拥有和行使国家立法权方面受制于全国人大，是我国国家立法权的第二层次……全国人大立法权领导和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依附和从属于全国人大立法权。

[32]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43]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著：《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四、刑法修正权限的修正：迈向合宪性轨道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侵蚀式法律修正模式对全国人大关于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改权造成了实质性侵越，为了维护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必须从刑法立法合宪性视角这一宪制立场进一步规范基本法律修改权，确保刑法修正运行在合宪性轨道之上，从立法源头上形塑刑法不仅是犯人的大宪章，更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而这样的比例是否到了顶峰？或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以此为临界而停止修正刑法、进而在社会情势变更导致确实需要修改刑法之际提请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先例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 67 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

立法者根据社会治理需要的变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调整，不断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犯罪构成门槛、增加新罪名、扩大犯罪圈，并在此基础上适度调整刑罚结构、完善刑罚制度，渐进地推动刑法结构的转型，[29]是必要的。既然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已经成为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立法者应当通过更为具体的、体系性的措施确保这种主导作用的发挥。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合宪性解释是指对刑法做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48] 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2002年第7期，第25页。

当今世界各国，以宪法制约规训刑法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制约的内容与方式存在差异，大致可类型化为刑法宪法化和宪法刑法化两种模式。[35] 黄华平、梁晟源：《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2-13页。

我国《宪法》中虽无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但《刑法》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实现宪法内容的刑法化。[11]正是基于这种考量，遂形成了1982年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既然刑法制定与修改受宪法的规制，我们把这个问题称之为刑法立法合宪性。在近代宪法出现之前，在宪法秩序没有确立的时代，国家权力尤其是刑罚权往往是恣意的、不受严格限制的，个人的财产、自由和生命权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3）属于补充的立法，一种情况是本属于修改的范畴，即在条文基础上的明确化补充……另一种情况是本属于制定的范畴，即制定新条文，增加新罪名的立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都存在。人大的议事规则不健全比如缺乏普遍化的立法大会辩论、逐条表决和关键条款单独表决等制度，使得立法审议成为过场。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权限，只有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权限，即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与修改基本法律的权限，是合宪性依据与刑法理性发展的源头性议题。

[③] 宪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限制。第13条合法财产保护原则。

但程序越来越成为最基本的价值根据并反过来对实质内容本身也施加深远的影响，这确实是当代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混沌网络化程度极高，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迫切的需求。从而，也能很好衔接宪法第62条第（11）项赋予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权力。

[①]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第11页。宪法产生的根本动因与目的，即在于以国家最高立法的形式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划定其范围，明确其主体，规范其运作，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